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花旗银行（Citibank）4月15日公布首季业绩时，同时宣布将会退出13个国家及地区零售银行业务市场，包括中国、台湾、印度、印尼、南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巴林、澳洲、波兰和俄罗斯。

银行将继续在这些市场向其企业、私人银行客户提供服务。但零售银行业务将集中于香港、新加坡、阿联酋及伦敦这4个财富中心，运营其亚太、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消费银行业务。

花旗如此大规模的业务重组，竟然来自这位刚上任一个月的CEO？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出，这是新任CEO简·弗雷泽（Jane Fraser）的“精简战略”。她表示，“从长期来看，我们（花旗）根本不是最适合拥有这些业务的所有者。”

这个场景对Jane Fraser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毕竟在2015年，在她接手花旗拉丁美洲业务后不到一年，就主导出售了巴西、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零售银行业务和信用卡业务。

要知道，花旗1914年开业的阿根廷分行可是花旗第一家非美国的分支机构。因此，她当时作出退出该分行的部分业务的决定让人震惊！但在她的管理之下，拉丁美洲的业务为总部贡献了14%的收益。

花旗1914年开业的阿根廷分行

花旗前身是1812年6月16日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Bank of New York），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并购，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全球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2008年金融危机几乎让这个华尔街投行巨头倒下，减少了近1万亿美元的资产。在过去几年里，花旗屡屡不能实现盈利目标，是华尔街五家投行巨头（高盛、花旗、大摩、小摩以及美国银行）中业绩最差的一家。

目前，花旗集团的股价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1/10，市净率为0.61。

很显然，此次的精简业务是Jane Fraser继续实行的“补救措施”。为何花旗要大撤退？

首先，从花旗银行自身的发展来看：零售银行业务规模相对小、支出占比却很高。

在2020年，花旗集团的总收入约为740亿美元，零售银行业务贡献了约40亿美元，但在集团的总支出430亿美元中，零售银行的支出却达到30亿美元。也就是说，零售银行对花旗集团整体收入的贡献占比为5.4%，但支出却占到7%。

这也正是花旗在会上提到的，“计划出售亚太地区﹑欧洲和中东13个市场去年贡献的收入总计42亿美元，惟被运营费用和计提的信贷损失拨备所抵消。”

其次，这次战略性放弃也是受到互联网金融挑战的决定。如今，消费金融市场的竞争者不再是传统银行，花旗除了与各国的本土零售银行较量，还需要对抗互联网金融巨头。

就中国市场而言，尽管花旗银行是首家进入中国的美国银行，但如今支付宝、京东数科等互联网巨头同样提供大量的消费金融信贷产品给零售银行的客户。

就新兴市场而言，花旗零售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卡业务占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截至去年年底，该占比只有22%，而发达国家市场是69%。由此可见，花旗面临着巨大挑战。

最后，花旗放弃全球化零售银行业务也是战略布局调整的一部分。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由于持有大量的次贷衍生品，花旗一度接近破产。幸存下来的公司开始全面收缩战略布局，聚焦机构业务和私人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

花旗集团总裁Jane Fraser 表示，“尽管公司于该13个市场拥有出色业务，但并没有竞争所需的规模（we don’t have the scale we need to compete）。我们在亚洲拥有高回报和领先的机构客户业务，这绝对是我们未来成功的核心部分。”

花旗银行业务的重组，也能看出其对于亚洲及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资源重新配置，以推动盈利。公司在宣布放弃全球化零售银行业务的同时，表示将进一步扩张机构业务，还会扩大在香港、新加坡的资产管理团队。

据《彭博》报道，花旗银行香港及澳门行政总裁伍燕仪表示，香港是花旗集团的关键战略市场，本港业务是花旗全球收入最大的贡献者之一，花旗将继续投放资源。她曾指出，今年目标增聘1500至1700人，聚焦财富管理业务。

据悉，自花旗今年1月成立了一个新的全球财富管理部门之后，已经从其财富管理产品获得66亿美元的收入。它将把现有的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门相结合，以更大力量进军这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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