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家庭背景，澳洲总理莫里森的亲友人脉，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部长John M. Richardson的服役历史及训练记录，澳洲科技公司Atlassian创始人Mike Cannon Brookes的多处私人住址......若非美国学者Christopher Balding的揭露，这个收纳全球65万个机构、240万知名人士隐私资料的数据库，本还安静地躺在一家中国国有企业的机房里。

图源：BBC

这位学者曾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任教九年，因一纸解雇书离开中国，去往越南富布赖特大学担任副教授。今年9月，他发表论文称，一家名为“振华数据”的中国国企建立了一个“海外关键信息数据库(Overseas Key Information Database，简称OKIDB)”，搜集政客商贾、科技新贵、学者律师等全球知名人士的私人信息并售卖。顿时各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多家媒体以“跨国监控”“中国天网”为题追踪报道振华数据事件，批评该数据库“首次证实人们对中国大量搜集境外个人数据以影响和控制外国事务的猜测”；印度派出外交部长与中方交涉，甚至专门成立专家委员会，花整月时间调查事件。

Christopher Balding，图源：维基百科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事还真没什么大不了”，在城大商院EMBA“席明纳”讲座上，主讲人FT中文网主编、资深媒体人王丰讨论此事的语气，却出乎意料的理性与平静。当满教室的听众陷入某种紧张氛围时，他一针见血撕开“振华数据事件”的“神秘面纱”，“资料库内有80~90%的数据，要么来自公开新闻数据库，要么来自Facebook、Twitter或LinkedIn等社交媒体平台，或是高校、智库或公共部门雇员信息，都属于通过合法、免费、公开等渠道收集的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简称Osint）”。

“说白了，这家企业搜集的大部分资料都是公开信息，不光他们能搜集，你我都能搜，上Facebook，上Twitter，上LinkedIn，上政府官网就能搜”，王丰说。 

王丰先生讲述振华数据事件

他还指出，与很多西方企业相比，振华数据收集开源情报的行为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比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于2019年建立名为“Mapping China State Giants” 的公共数据库，利用开源情报监测中国科技公司在全球扩张情况。目前，该网站监测着华为、百度、阿里巴巴、中国电信、华大基因等23家知名中企，挖掘出了17000多个数据点，包括12家公司的1700多个海外业务点地理定位、52个遍布34国的5G计划、305个分布全球的电信通信项目等关键数据。“这家较为新兴的保守派智库，仅仅通过几位年轻研究人员基于开源数据的挖掘，就能对中国企业了解如此完备，可以想象西方那些历史久、能力强的智库，能对数据挖掘到何种程度。在这方面，中国不过是刚起步而已。”

但为什么这振华数据迈脚的第一步，就走得如此蹒跚？

Mapping China State Giants数据库截图

所有中企都无法逃脱的原罪之牢 

振华数据受到批评的原因，有些是显性且个性的：很多社交媒体平台禁止用于商业行为的数据爬取，振华有可能违反了此项规定；除却开源情报，振华数据库还有10%～20%的信息可能来自暗网、黑客等非法渠道；谁都不知道振华数据广泛收集信息的目的何在，又会将数据卖给何人。

但还有些原因，是隐性且共性的：在“大脱钩”的背景下，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企业，毫无例外地具有某种原罪。

“你的企业是国企吗？是否从事航空航天、军民融合、通讯或5G、人工智能、半导体或芯片、安防或监控、高性能计算、生物科技等领域？是否参与了一带一路计划？是否与受西方制裁的企业有业务往来？是否雇佣了少数民族员工.....如果任意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你的企业在西方眼里就是可疑的，就很可能会招致媒体、智库、政府或情报机构的进一步调查”，对着PPT上的这张“中企原罪逻辑图”，王丰带着在场的企业家们，从西方视角，自测企业原罪。 

截图自王丰先生的PPT，版权归其所有

而不幸的是，即使避开了以上五花八门的坑，企业也很难免于“原罪论”的诘难。2017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要求任何中国企业都有责任配合情报部门，将手头一切数据信息提供给政府。在西方媒体眼中，这条法律将所有的中企——不管是私企、民企、互联网企业还是海外上市企业——都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中国国家机器的外延。换句话说，中国的某些顶层设计，将所有中企无一幸免地拽入了原罪的牢笼中。

如何利用开源情报，打造企业话语权？

顶着原罪的劣势，中国企业察觉，自身与西方舆论间的关系正愈发失衡。一方面，企业扭转形象的需求迫切，一方面，又因为对外媒行业的生态系统、运作规则、内部文化缺乏了解而弄巧成拙。

2019年03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Josh Rogin突然在推特上曝光了一封来自中国某家头部科技企业的邀请信。信中称，该企业邀请他前往深圳总部参观，与高层闭门讨论当下时局，还将全额支付机票食宿等费用。邮件末尾还特别提醒，企业只邀请了少数媒体，请他不要向其它同行透露讯息。

此种公关方法在国内或许十分常见，但在与企业交往尺度有严格规定的外媒眼中，这封邮件简直是对媒体的道德伦理、记者的职业操守的挑战，性质相当于“收买”。Rogin狠狠拒绝了该公司的邀请，并在Twitter上评论道，“任何收钱的美国记者，都应该感到羞耻并被谴责”。短短几天，这条推特被转发上千次，评论区充斥着对这家中企的批评声。

Josh Rogin曝光的邮件

“企业总是想第一时间影响媒体记者，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媒体记者的观点是从何而来？” 眼看中企扭转形象的尝试频陷僵局，王丰另辟蹊径，抛出了一条全新的公关策略，“媒体记者只是信息、观点的整合加工者，专家意见领袖（Expert Opinion Leader， EOL）才是意见、影响力的上游，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影响专家意见领袖们，而要费劲找记者呢？”

王丰结合自身二十余年的新闻从业经验分析道，为恪守新闻行业的客观与平衡，记者不允许将个人观点写入新闻报道，只能通过采访行业专家获取观点。通常，他们是学者、智库专家、分析人士、相关行业商人、畅销书作家等等。在他看来，与其影响记者，倒不如影响那些，能影响的记者的人。 

截图自王丰先生的PPT，版权归其所有

该如何找到这些能影响记者的人呢？王丰的答案竟又回到了振华数据事件，“利用开源情报”。

“企业找EOL，就像一位刚入职的新记者找某个行业的专家——他会先翻阅这个行业顶尖编辑记者的文章，从成千上百篇文章中锁定出现频率最高的专家，再去社交媒体上翻出这位专家的个人信息，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振华数据做的事？或许在规模上，两者差得很远，振华找几百万人的个人资料，新记者找几十人的个人资料，但本质上，两者都是通过开源情报获取信息”。

王丰先生的讲座吸引来了外国小哥

干货满满讲座接近尾声，现场的同学听得津津有味。在交流问答环节，一位同学抢先对王丰发问，“许多EOL对中国企业有刻板印象，找到了他们后，该如何说服他们为企业背书？” 王丰坦诚回答，“目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这个局面短期之内没法改变，影响EOL并不是制胜绝招，而是一种长期策略。”

观众席内，还藏着一位神秘听众——香港商学院前院长严厚民教授。他将整场讲座从头听到了尾，忍不住举手发言，先是连连赞叹王丰先生的深刻洞察，后更是受其启发向EMBA课程主任窦文宇教授提出建议，“或许下一次EMBA海外游学，我们可去往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城大学”。他解释道，“此学校智库众多，EMBA课程组可搭建桥梁，为同学们提供与智库专家当面交流的机会。”

问答环节结束后，窦文宇教授在一片掌声中为主讲嘉宾王丰先生送上了EMBA的纪念品，宣布香港“席明纳”第二场讲座圆满结束，并预告大家下一期讲座亦在火热筹备中。下次讲座又将有哪位重磅嘉宾现身EMBA的课堂？又会带来哪些商业干货策略？敬请期待，我们下次再见！